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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不是党天下了，还是要照顾种种民意。

因此，所谓三纲的精蕴的真义的纯理论基础，其实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三纲说本身的本来含义，因为三纲说在历史上所要求于人们的只是关系者一方即臣、子、妇的一方对另一方即君、父、夫的一方尽自己绝对的片面的义务，反之却不然。不过，在以学校师生为例来说明三纲说的真义所在时，贺先生却主要是从师生两方面来讲的：假如为教师者都能绝对的片面的忠于学术，认真教学，不以学生之勤惰，效用之大小，而改变其态度。

具体而言，三纲说认君为臣纲，是说君这个共相，君之理是为臣这个职位的纲纪。……从不过问我们为什么有义务去服从，这简直是行尸走肉。  近年来，随着儒学热的升温，一些学者已不满足于单纯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而是转而极力为饱受现代学者批判、訾议和诟病的思想观念正名辩诬，譬如为三纲正名之类，然而，这样一种努力不仅没有真正廓清三纲的诬名与本义，反而更使之蒙上了一层吊诡的现代伪装，搅浑而不是澄清了儒家思想传统及其意义认识的问题。反之，假如师生各不遵守其常道，教师因学生懒惰愚拙，不认真教学，学生因教师之不良，而亦不用功求学，如是则学术的纲常就堕地了。选择与责任中心从自我转移到命令者身上。

象山先生曾经评点道学之说曰：近日向学者多，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根据学术界的通见共识，纲之为纲，主要意指一种支配与服从的人身依附性质的不平等关系，而且正像贺麟先生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相对于五伦的关系而言，三纲说所要求的乃是关系者一方绝对遵守其位分，实行片面的爱，履行片面的义务，因此，三纲说的本质在于要求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夫不夫，妇不可以不妇。孔子与我们有着不解之缘，挥之不去的孔子始终是摆在我们中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其原因究竟何在？这无疑是一个最为耐人寻味、发人深思而又不易回答的问题。

三是指纯粹符号化的孔子，即孔子之为孔子，不再是一种纯个人的私名，而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人们交流与对话、对抗与互动时共同运用的公共的符号。但历史不会停止脚步，我们最终还是在21世纪到来之前走出了批孔的迷狂，而且，今日的我们确乎已经见证了梁氏有关孔子价值行且有不远而复者的论断或预言的实现。二是指不同视野下的孔子，即当人们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视角来看待、理解、诠释和评价孔子及其所言、所行、所思时，所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有关孔子的观念和形象。然而，这并不是说没有人再会抱持简单地尊孔或简单地批孔这样的对待孔子的两极态度了，但我深信，简单地尊孔或简单地批孔这种两极的态度，已不可能再赢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和强制性的一致遵从了。

究其因，历代的中国人不过是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来塑造孔子的形象，而其尊孔或反孔亦不过在以孔子的名义表达其个人的、宗派的、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地方的、全球的种种诉求而已。在新旧思想不断互相搏激而异论日起并不断走向激进化的过程中，尊孔的时代似乎注定将走向终结而成为历史，乃至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革命话语中的排孔非儒的声音越来越成为了一种时代的最强音，最终孔子的偶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浪潮中被彻底打倒。

不过，让我们简略地回望一下历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孔子形象，也许对于进一步思考和回答这一问题大有裨益。  本文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2日第6版   进入 林存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孔子 。尊崇他的人总是利用他，批判他的人也可以利用他。而他通过其一生的所言、所行、所思，究竟向我们展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具体的个人形象，一般人们主要是依据《论语》一书来予以概括、描述和说明。

近代变革或现代转型期的眼光。依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及其死后的战国之世乃是中国人精神觉醒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各种原创性的思想宗派谱系的多元分流发展。因此，人们运用孔子这一文化符号所表达的可能只是他们自己对于权威的态度，对于真理的看法，对于是非的选择，对于中国文化的立场，甚至只是为了追求实现专制统治的目的或者其他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各种意图及意图背后的利益。作为纯粹符号化的孔子，他既可能是拥有绝对权威的至圣素王，也可能是被历代帝王盗用的专制之护符。

从时代背景演变的大的历史分期来讲，我们大体可以富有意义地区分辨识出四种解读孔子的时代性眼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正面评价和充分肯定孔子、儒学和中国文化价值的声音和热情日趋高涨，那么，我们又当如何来看待这样一种现象呢？是否意味着尊孔时代的重新到来呢？在我看来，要认清这一现象的实质，必须明确我们的时代定位，也就是说，只有对于我们究竟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有一种明确的意识，我们才能具备审视这一现象的适当视角和眼光。

讲述孔子的故事，也就是讲述我们自身的活的文化传统的过去与未来的故事。一是指真实的孔子，即孔子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我们还能严肃认真地对待孔子的话，我们当深入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孔子之于我们，在过去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今日能够意味着什么？在未来又将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不可能有定论，争议肯定会不断地持续下去，然而，孔子的故事也将会因争议而一再地被人讲述。略言之，我们当下所处的乃是一个全球化时代，而全球化的趋势又激发起了人们强烈的地方性的文化自觉或文化认同意识，这种意识昭示于人们的是——这是一个多元文明竞争并存的全球化时代，生存在这样一个时代，一方面人们应努力寻求有关全球伦理的共识，一方面还须审慎明智地维护自身地方性的文化身份与民族特性，只有维持这两个方面的微妙平衡，才会增进世界多元文明间的和谐相处与彼此之间的依存共生。这大概是当时最孤独的一种声音。正因为如此，所以历史地形成了个个心中有仲尼或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的现象，乃至各各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孔子观念或孔子形象在历史上彼此竞立并存或此消彼长。对于孔门的精华（纲常礼教）与中西文化的不相容，反孔斗士们与顽固守旧分子有着最一致的共识与话语策略，而取舍的态度却最相反对。据此我们也可以说，所谓真实的孔子可能只是一个诠释的神话。

既可能是绝对真理或天理良心的化身，也可能是坏人心术的邪恶妖魔。晚清以来，在一波又一波的外来的西方强势文明和由其激发出的内部的强烈要求进行改良变法乃至激进革命的运动浪潮冲击下，孔子的观念和形象在近世中国人的心目中发生了日益深刻而难以弥合的急剧裂变和根本转换。

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终结了中国轴心时代学无拘禁，思想自由的状况，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帝制时代，以至任何宗派的学术思想都不得不依附于专制皇权强制性和压迫性的支配权力以求生存，它们的命运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好恶取舍。全球化时代的当下眼光。

如果人们能够做到足够中立、客观而允当贴切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从这种概括、描述和说明中获得一种有关孔子本人的真实的形象。不仅读过他的书的人，有的尊崇他，有的批判他，即使未读过他的书的人，也会跟着尊崇他或批判他。

  自孔子诞生两千五百多年以来，星转斗移，然而，迄今为止，唯一不变的似乎是中国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或爱或憎、或敬或恨、或褒或贬的孔子情结，中国人敏感的心弦不时地被它触动、撩拨而激荡。文革期间的批孔简单地将孔子作为旧传统、旧文化、邪恶势力的象征符号或人格化的代表而一味地予以声讨，则不仅制造了无谓的思想混乱，更制造了种种的思想禁区以加强意识控制。当然，儒术、儒教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独尊地位及其与专制皇权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要比简单的好恶问题错综复杂得多，它们之间既有不完全协调一致的方面乃至存在着难消解掉的对立、紧张和冲突的一面，同时又有相互利用、彼此依存共生的需要。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运动拉开了近代第一次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的大规模反孔斗争的序幕，孔子被洪秀全塑造成一个跪在上帝面前苦苦哀求认错的妖魔。

先秦诸子共同面对着周文疲敝和时代变革的历史难题，历史的难题需要他们作出具有深度的理论回应，在这种回应中，孔子首先引领和开创并自觉地进行广泛传播的，是一种具有极大影响力、并具有思想范式意义的儒家思想流派。既可能是是非善恶的绝对标准，也可能是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于便于行事则可矣的乡愿人物。

对于西方文化（科学与民主），梁漱溟最能与陈独秀产生共鸣，而对于孔子的态度两人却南辕北辙。而由洋务自强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而在统治阶层内部和官僚士大夫之间引发的观念冲突和思想斗争中，孔子的观念和形象更逐渐发生了深刻的裂变，积极主张采西学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与一味严持夷夏之防的守旧派人士之间的争议尚主要围绕着西学问题而展开，而对于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来讲，孔子之为孔子则已经完全不同于洋务派和守旧派心目中的孔子了，康、梁维新一派极力推尊孔子为托古改制的至圣素王和神明教主，积极阐扬孔子的大同太平之教，力求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孔子和儒术依靠专制皇权或国家政权的强制性权力和儒家学者不遗余力地倾心推崇，赢得了朝野上下共同一致的尊奉，不仅孔子被尊奉为为汉制法乃至垂宪万世的神明素王、至圣先师，而且围绕着孔子崇拜而逐渐发展出了种种常规化、制度化的国家祀典、尊号封谥和文庙建制等。尽管在某些时期或个别思想家那里，孔子偶尔会遭到问难、菲薄和批评，但总的来讲，帝制中国时代的孔子乃是人们心目中的一种拥有绝对权威而历久弥尊的政治文化偶像。

总的来讲，梁氏对孔子持一种过分抑扬，贤智不为的态度，并相信近二千年孔子的价值到今天而一大变，固非到此为止，行且有不远而复者。诚如傅伟勋先生所言，原原本本地去了解原来思想家原原本本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纯粹客观的诠释是个神话。尊崇他的人可以把他偶像化，而批判他的人也可以把他作为替罪羊随心所欲地丑化他。一个不会结束的孔子故事 张申府先生曾经有一大感叹，他说：孔子实在是中国一个最不幸的人。

当时的诸子站在不同的思想立场、依据不同的政治信念来批评孔子，在他们眼中，孔子成了一个繁饰礼乐、崇尚无用的仁义、扰乱人心、败坏人的自然本性而祸乱天下的罪魁祸首。正是在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敢于怀疑、勇于批评精神的激荡下，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国人的思想观念与舆论风气为之一变，而博爱、平等、自由、民权等等的呼声开始响彻暮气充塞之国的上空。

对于他这个人，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他姓孔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前479年之间，是春秋时期的一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等。既可能是人们惯常借助或使用的用来作为掩盖无数富于创造精神的个人的新观点的手段，也可能是人们常常用以代表中国文化的活的传统或独特异彩的象征。

而且，在我看来，从一个不会结束的故事的角度上讲，把孔子看作是中国文化的活的传统（而非死的偶像）的代表或象征也许是一个富有深远意义的视角。在1974年批孔的高潮期间，梁漱溟先生曾经以惊人的勇气与胆识写了一篇题为《今日我们如何评价孔子》的文章，无畏地站出来为孔子说话。